2．主动设置议题：聚焦舆论热点问题。议程设置机制通过持续报道特定类型的新闻，旨在提升该议题在公众意识中的重要性。议程设置在对外传播中，不仅确定了信息的重点和呈现方式◆◆★★★，还影响了受众对特定话题或事件的认知和理解★★■■。通过巧妙设计议程◆■◆◆，传播者能够引导公众关注特定议题，激发兴趣和共鸣★■◆◆，影响舆论走势。因此，精心策划和执行议程设置是有效传播信息、塑造舆论和实现传播目标的关键一环。

　　作者杜国东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新闻周刊》英文版副主编◆■◆■◆◆；张帅系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讲师，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2．更新传播手段：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出击◆■★★”。近年来，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显著进步，但西强我弱的■★■“哑嗓子”困境依然存在◆■■◆★。对此，需要调整国际传播手段，敢于同部分西方媒体的“抹黑”和“双标”作针锋相对的舆论斗争。对外传播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出击”，关键在于实现从被动应对到积极策划的转变★◆■◆★★。面对突发情况，传播往往局限于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回应◆★■■■，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主动出击则要求传播者具备战略眼光，主动设置议题★■■◆◆，积极引导国际舆论，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态度展现中国形象。

　　“东西问”（W◆★.E■■◆. Talk）是中国新闻社于2020年底推出的大型学理性融媒体专栏。栏目定位于◆★◆“新闻+学理■★★◆■”，宗旨是“文明互鉴，理性对话”，致力于推动中华文明对外传播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这一过程既要立足中国，更要放眼世界■★■★★◆，跨越学科、国界和时空限制，将中国故事“再讲述◆◆◆”，把中国道理“再翻译”。截至2024年4月，“东西问”专栏推出■★◆★■■“中外对话◆★■”◆◆“世界观”“广角镜”◆◆■★■◆“舆论场”◆■★◆◆“会客厅”等版块，访谈中外专家1600余位，刊发特稿1800余篇◆★，网络综合阅读量超过30亿次★◆★，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东西问”专栏的“观中国”系列报道通过知华友华的海外知名专家的★■“外眼■◆★★■★”“外嘴”◆◆◆★■“外脑”来观察中国，以学者客观★■★◆★、平实、理性的视角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既融通中外又平衡东西★★■，起到了独特的解疑释惑之效◆◆◆★★■。例如，剑桥大学东亚系教授高亦睿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通过“东西问”专栏表示，中国是古丝绸之路的一端，丝路上信息和技术传播是双向的，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经济发展■■★★。

　　“东西问”专栏重视稿件的学理性，注重增加知识对话的比重■■★，不仅注重陈述事情■◆■■★，亦注重道理叙述，深入解读中国故事所蕴含的思想深度与精神内涵。例如，在《西方“”的实质是什么？》专访中◆◆■★■■，德国学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后易阳，深入分析◆★◆★◆■“”的实质■★，他更愿意称其为■◆“叙述”而非“理论”◆■■■★★，因为这些谬误背后几乎没有科学研究。通过“摆事实■◆★◆★★”和★■“讲道理”相结合，使国外受众更容易接受文章观点■◆■，提升了传播效率。

　　1．发挥意见领袖作用：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意见领袖通常拥有专业知识、丰富经验或者广泛的社交网络◆■◆★，他们的观点常常被他人信任和追随，在舆论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往往扮演重要角色，起到社会化媒体关键传播节点的作用。在当下“鱼龙混杂”和“众声喧哗”的国际舆论场，各种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相互交织，意见领袖的独特见解往往能够引领舆论方向，影响大众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对外传播应充分放大其“光环◆★★”效用■★★，在关键时刻起到一锤定音之功效。

　　纵观如今的国际舆论场，西方媒体仍然占据传播制高点■★，我国对外媒体仍有发展空间■★◆。“东西问”在日渐扩大其国际影响力上■★★，于传播理念、手段■■■★◆、主体和内容等维度不断深耕，为构建融通中外的线．升级传播理念：从“陈情”到■★★◆★“说理★★◆■■◆”。长期以来★★★◆，中国对外传播工作多通过陈述事实情况来强调自身的坚定立场。近年来，积极采用“说理★◆■■”这一更加理性的传播方式★◆★◆★。“说理■★★★”强调依托事实和数据进行道理论述■■★■★★，而不仅是立场和情感的表达。这种转变有助于在国际舞台上提高中国话语权，使对外传播更具说服力。中国对外传播需要积极倾听国际社会的声音◆◆★■★，回应关切和质疑◆■◆，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和解释，把握是非曲直背后的道理。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危机■◆■■★■、信仰危机、人工智能技术伦理等挑战，全球协作显得愈发重要。“东西问■◆★”专栏注重■◆◆“时★◆★、度、效■◆■◆★”原则，时刻研判舆论风向标，主动设置议题，做出相应报道策划。例如，2023年9月27日，由中新社主办的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东西问·中外对话”论坛在山东曲阜召开。中外知名学者◆◆◆、政府官员、联合国驻华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如何运用儒家智慧应对全球性挑战，如何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跨越地缘政治利益鸿沟等话题展开讨论，在思想碰撞中凝聚中外共识★◆，共话中国式现代化图景。

　　4．秉持国际视野◆■。“东西问”专栏始终把国际受众作为主要传播对象，截至2023年底，已访谈约200位外籍政治家、科学家、学者、企业家等精英人士◆■★◆，覆盖约10个语种，就中国与西方之间重大问题提供真实而有力的观点输出。《中国新闻周刊》等通过成熟的多语种版本和本土化发行渠道，将“东西问★★■■★■”专栏内容精准触达海外用户，获得广泛关注。同时■★★★◆◆，来自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的50多家媒体积极参与该专栏的国际传播工作。Apple Store等客户端上线“东西问”专栏英文稿件■★★◆◆，提升专栏在国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23年，■■“东西问”专栏英文精选集East-West Dialogue通过英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正式面世。

　　作为国家主流媒体的特色专栏，“东西问”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既坚守新闻时效性，迅速回应国际社会关切，也积极寻求学理支撑■★■，以专家学者的深度评论取胜◆★★■■◆。同时★★■◆■◆，敢于亮出中国观点，始终秉持国际眼光开展报道。

　　■■◆★★“东西问”专栏注重采访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不同领域专家学者◆★。■◆◆■■★“中外对话★★”系列刊发《郑永年：为何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制度选择”★■★■？》《马丁·雅克：如果只能照搬西方模式，谈何理解中国？》《马凯硕■★：中美关系需要赢家吗？》等，在海内外引起热议◆◆◆★◆■。这些意见领袖作为强势内容源、信号放大器与流向调节阀，在塑造中国形象、引导受众观点、建立信任桥梁以及推动信息传播和价值认同等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凭借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广泛的影响力★★，将中国声音和立场传递给国际社会，提升了中国国际形象和声誉。

　　4．挖掘共享价值：增强受众情感共鸣。共情是指一个人能够换位思考，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共情传播强调情感共鸣和文化理解，致力于超越语言和文化差异，使信息更容易为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所接受。对外传播从业人员需要具备与他者共情的智慧与能力。因此★■★■★◆，挖掘共享价值以增强受众情感共鸣是一种有效的对外传播策略◆■◆◆，需要不断培养“共情力■◆◆★”和“共情文明”。

　　3．扩大传播主体■◆★■★：从“自说自话”到“借嘴传声”。“外宣内宣化”是过去我国国际传播工作的一种倾向★■，近年来的传播方式从“自说自话”过渡到“借嘴传声”■★■◆◆，代表传播策略的转变，强调不再仅依赖自身平台，而通过多元传播主体的“合奏◆■★■”与“复调”来传递信息与寻求认同◆★◆■。这包括利用不同媒体合作、社交平台互动◆■◆■★■、公共人物代言◆■★、用户生成内容以及民间组织参与等手段，增加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这种★■◆★★“借嘴传声”的传播策略使对外传播信息更加丰富多样，提高了内容可信度和感染力。

　　3．倡导观点先行。坚持中国视角、传递中国观点、展现中国立场。这需要传播者不断增强关于中国报道的主动性★■■◆，坚持“以我为主■◆■★”的立场，更生动地讲好中国故事◆■★。面对部分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应通过事实和数据，还原真相，在事实判断和逻辑判断的基础上做好价值判断■★★◆■■，驳斥不实内容★◆◆★◆，维护中国形象和国家利益■★★◆■。“东西问”专栏始终强调观点先行，稿件具有鲜明政治态度和国家站位★★■◆，坚持“中国立场、世界眼光、人类胸怀”的全新传播理念。

　　1．注重新闻时效性。“东西问◆★”专栏选题紧跟新闻热点，准确高效地向国际受众阐释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结果和预期◆★◆■■★。例如，2024年是中法两国建交60周年★★★★■，“东西问”专栏推出20余篇文章深度解读中法关系的历史和当下，包括《中法关系发展得益于何种内在力量？》《民间交流如何共叙中法“甲子”情谊？》《福建船政有哪些中法交流往事？》等文章★★。5月9日，第三届“东西问智库◆■■”对话暨“发现彼此★◆■：中法建交60周年★■★”特别活动举办■■★，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法国汉学家魏明德等中外专家通过主旨演讲和圆桌对话，畅谈中法文化交流新愿景■■◆★◆■。种种案例证明了“东西问”专栏在新闻方面的敏感度与时效性。

　　“东西问”专栏通过精心策划选题，着重展示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作出的特殊贡献。■★“地球村★■★◆★”版块提供中国对全球治理问题的解读★◆■★，塑造自身在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例如，栏目专访著名哲学家■★■★■、◆■★■■“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成中英，系统回答“这个世界会好吗”的“梁漱溟之问”；专访印度裔历史学家杜赞奇，畅谈解决全球现代性危机、东西竞争合作等“全球议题”，特别是中国在面对国际共同挑战时所提出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道路■◆■★■◆”，展示了中国作为东方大国的责任与担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鸣。

　　3．通过对话求共识：打破传统单向传播模式。对话的传播模式打破了传统单向传播的框架，强调媒体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和协同。通过理解受众需求，共同创造有价值的内容和体验，对话模式强调双方之间更加平等的沟通关系。这一模式有助于避免对外传播中长期存在的“自说自话”和■■★★■“对空言说”窘境■◆◆◆■，超越二元对立的传播模式★■，打造共通的意义空间。这些具有“问答式”和“对话体”特质的文章◆★★，旨在帮助读者理解东西方文化“和而不同”之美，消弭国外受众对于■★■★“他者”文化的刻板印象和诸多误解★★■■■◆，从而呼吁人们保持包容心态◆★■◆★★，进行理性思考。

　　当前★★■★◆◆，我国对外传播能力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东西问■■◆”在探索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创造了可供我国传媒各界复制与推广的经验，主要体现在关键人物影响力、议题设置★■◆★■、传播模式、情感共鸣四个方面。

　　4．丰富传播内容：从“本土议题”到★■“全球议题★★◆◆”。近年来，中国对外传播的内容已经超越单纯的◆◆★★★★“本土议题”范畴，转而将目光投向那些关乎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议题★◆★”■◆★◆★。传播议题聚焦于全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国际视野和深厚的人文关怀。这种变化主要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增强的地位以及其愈发积极参与全球事务的结果。如今■◆◆■，中国十分关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国际安全和合作等传播议题，有效回应“世界怎么了”和“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与★■★◆■“时代之问■★■★”★◆★★。

　　2．寻求学理支撑。“东西问◆◆■★”专栏的鲜明特点在于理论与评论的结合◆★◆，在探讨热点议题时，用理论支撑，使得评论更具深度和分析性；评论成为表达理论的途径★■■，为理论的应用与传播提供实践场域。这种理论与评论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模式，赋予了“东西问”专栏独特价值。同时，栏目不断加强与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邀请专家对热点问题发声，增进新闻界和学术界的沟通★■■，拓展研究的学术深度和广度，提升中国自主知识生产能力。■★“东西问智库◆■■”致力于专业化★■、品牌化、平台化的活动开展，汇集才智，加强传播，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